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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征文7篇

征文范文 相关范文 编辑:念秋 发布时间:2019-8-30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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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那个时代,紧缺的物资都要凭证购买,特别是与生活相关的粮油食品。票证对于新中国70年发展变化来说,称得上是时代变迁的最佳见证。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跟着父母下放到一个“三线”工厂。粮食供应就要受地方农业的影响。1974年,当地的麦子成熟时,恰逢连阴雨天,来不及打的麦子都浸泡出了芽。

这种发了芽的麦子打成面粉后十分难吃,蒸熟的馍会粘牙齿。在供应这种面粉的日子,人人都自然减少了食欲,节省了不少粮票。别看表面上粮票是无价证券,但在那个时代用途很大。常常会有农民捉鸡或挑鸡蛋到我们这来,用鸡和蛋跟我们换粮票,有时一斤粮票可换好几个鸡蛋!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读中等专业学校时,许多男生的粮票不够吃,就只有厚着脸皮找那些长得秀气的女生要,有时则提出帮女生每天打开水以换取粮票。这样的“交换”倒成全了许多姻缘,留下许多佳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我所工作的地区主要生产杂粮,所以食堂里几乎天天供应的都是杂粮馍。当时,我正好谈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工作的地方离我们厂有上百里路。每逢星期天,她都要乘车来看我。在我们交往的半年时间内,她每次来都是吃杂粮馍。有一次,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到你们这里再吃不上一顿白面馍,我就和你吹!”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赶去火车站。那天,我因工作之故,没去送她,等到中午到食堂吃饭,发现食堂这天供应的居然是白面馍。我看了看表,发现离女友开车的时间还有半小时,我赶紧买了几个白面馍,骑上自行车往火车站赶。可我刚到火车站,火车正好开动了,我大声喊着女友的名字,她听到了,头探出窗外,我举着白面馍朝她挥道:“我给你送白面馍来了!”

我听见女友回应道:“等我下次来吃吧!”

结果女友下次来,还是没吃到白面馍。那天的白面馍我放了三天舍不得吃,发霉了,不得不扔掉。不过,那天的十里送馍也没白送,女友看出了我的真心,再也没说过要和我分手。

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早先一直变相当货币(换鸡蛋、塑料制品等)流通的粮票,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尔后,油票、肉票、煤票等也都相继取消。市场上的物资与日俱增,眼看一天比一天丰富,给人的感觉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记得那时我好不容易到手的“商品粮”,没享受几年就作废了。实不相瞒,当时我还真是很失落了一阵子呢!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工资收入增加,尤其儿子媳妇都就业后,我们家的日常生活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改观。表现在餐桌上,每顿不是鱼就是肉。什么鱼丸子、肉丸子等“奢侈品”,以往只有过年时才有可能吃到的,现在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享用。

因此,家里再也没有人盼着吃顿好的了,办年饭也变得格外省事,只需比平常多加两样菜就行,再用不着劳神费力去搞那七大碗八大盘了。

2016年末,母亲去世。我们清理她的遗物时,居然发现还保存着几百斤粮票。想起那个年月,母亲格外节省,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饭都要捡起来吃掉,今日忆起,唏嘘不已!

回首望,不过短短几十年,实乃翻天又覆地。饥与饱、吃饱和吃好的沧桑变化说明一个道理,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否,其实关乎这个国家中每一个人的命运。

【篇二】

新中国成立70年,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历经探索并取得伟大进步的70年。

在这70年时间里,住房制度经历了由福利化分房和低租金公房制度向住房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的重大转变。这一过程中,房产交易、人居环境同样不断演变、发展着。

于杭州,房产交易走过的发展历程,同样折射出经济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特征,其延边轨迹与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的探索之路密不可分,其转型轨道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的成长路线产生了直接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建设上采取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对基本经济资源实行国有制基础上的公有制形态。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各项政策都要为落实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在经济发展上实现赶超型发展而服务,住房政策也不例外。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指出:“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这方面潜力不小。”他还提出,建筑业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位置。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又一次发表了关于住房问题的重要讲话,认为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他还提出买房可以分期付款、提倡个人建房等设想。可以说这两次谈话为以后近二十年的住房改革指引了方向。

90年代初,双轨制住房制度与房地产市场初步建立,杭州在这一阶段住房制度改革中进行了多次实践性探索。

为响应这一阶段住房制度改革,1993年,成立杭州市房地产交易市场,主要负责公房(单位自管房)使用权调换工作为主,组织调房大会,从事二手房交易、评估等房地产中介服务。

为满足承租人的生活实际需求,提高房屋使用效率,真正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一年举办两次的杭州市房产交易大会(也称“调房大会”)。

1998年,建立杭州市房产交易中心,隶属市住保房管局的副处级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主要工作包括公房调房和组织调房大会、经纪人培训、复训和房产评估,二手房交易(中介代办业务)等。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要求彻底停止住房实物分配。自此,中国住房制度进入了全新的市场化时代。

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发布《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政府不再对商品住房价格进行管控;2000年,限制房企上市的禁令到期,房地产市场实现市场化。

2000年,杭州市房产交易中心结合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要求,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上,举办了第一届“最佳人居环境展览会”,将“住在杭州”这一理念第一次全面充分地引入了人们的思想,首次全面展示杭州人居环境的重任,成为新千禧年盛会的第一道亮点。

展会还增加了人文元素,超越居住本身进入居住文化的界面,让更多的人参与展会,让美丽的杭州形象更加具体化,并把它置身于一个国际平台,全面合理地传递了最佳人居展会的信息。据统计,历时四天的展览会,累计有14.1万人次观展。

在房地产市场密集调控与住房保障并重的这一阶段,杭州“最佳人居环境展览会”连续举办了十六届。自第二届人居展开始,人居展与二手房交易会同时举办。

历届展会围绕不同的主题,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展会活动,宣传了杭州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成就,全面展示了不同阶段杭州人居环境建设的成果和特色,推动了房地产二、三级市场联动,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一直受到社会、市民、房地产业界青睐。

就展会本身来说,人居展会也是政府搭台的重要形式和重要组成部分。历届展会上,绿城、滨江等开发企业对展会高度重视,抓住时机,以积极的姿态,谋划如何在展会亮相自身房产品、企业品牌,并力求精准“唱戏”;区、县房协纷纷各自组团,带着当地的精品项目参加展会,力求吸引更多市民的关注;我爱我家、华邦地产、链家地产等品牌中介“助阵”,通过展会集聚人气,促进二手房源交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居展作为杭州楼市的“金名片”,在促进杭州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打响“住在杭州”品牌、扩大城市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作为房地产交易的重要平台,见证了伟大祖国70年来在房地产市场方面的健康与平稳发展,是伟大祖国70年变迁的真实写照和蒸蒸日上的幸福缩影。

【篇三】

风雨兼程,我们祖国已走过了70个年头。自建国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带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一往无前地进行着新中国的建设。

新时代、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杭州住保房管局在贯彻落实中央住房政策,规范房地产市场调控,创新房产交易管理模式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今年是建党98周年也是建国70周年,为进一步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提升房屋交易领域营商环境,杭州住保房管局于2019年4月1日,全新推出了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系统--“智•惠”网签系统,打造出“便民利企、安全高效”的房屋交易网签“杭州样板”。

房屋交易网签“杭州样板”不是一蹴而就的,纵观杭州整个房屋交易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手工填写房屋交易合同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伴随着我国城镇住房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杭州房产交易市场有了基本雏形。此阶段房屋交易量较少,大部分采用手工填写的房屋交易合同。最早期的房屋交易合同,由交易合同双方自行拟定,未形成规范的格式范本。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交易成交量397件;2001交易成交量67199件。1988年至2001年,房屋交易年成交量增加了66802件,增长了168倍。

随着交易量的逐年上升,为进一步规范房屋交易管理,商品房交易自1998年开始使用格式合同文本,存量房交易自2000年开始使用格式合同文本。

利用房产大数据,开展房屋交易网上签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杭州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房子交易逐渐“变热”,2002年杭州房屋交易成交量77000件,原来的手工签订合同,手工完成商品房合同备案工作效率低下,已不能完全满足日常工作要求。

正在此时,“信息化”建设逐渐成为杭州住保房管局工作的重要内容。为加快提升服务能力,从2002年起,杭州住保房管局以实现房管工作“业务一体化、数据一体化、服务一体化、技术一体化、管理一体化”为目标,利用基础地形图及GIS技术,开始了高起点的杭州数字房管建设。

2004年12月16日,基于原有的数字房管建设基础以及房产大数据,杭州建成推出“透明售房网”商品房网上备案系统。自此,杭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迈入了“信息化“时代。紧接着,杭州继续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启动了二手住房交易的创新管理工作,于2006年11月启用了二手房买卖合同网上签订系统。

房屋网签系统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通过与房屋权属登记系统无缝连接,有效防止了一房两卖、阴阳合同等情况的出现,极大地改善了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有效保护了房产交易安全。同时,网签系统还引入了对开发企业、中介公司的监督管理。商品房网签备案系统建立的开发企业诚信档案管理,使“悟盘惜售”的开发企业对网上曝光有了顾虑,进一步规范了开发企业销售行为。在二手房网签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具有杭州特色的交易资金四方监管制度和实行对中介公司、经纪人员的动态管理,既保障了交易资金安全,实现了对中介公司在整个交易经营行为的实时管理,为促进房地产中介行业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房屋网签备案系统的建立,是杭州楼市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是利用数据管理房屋交易市场的一次有效实践。它对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规范杭州房地产市场秩序、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良性发展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利用互联网数据共享技术,打造“智•惠”房屋网签系统

近年来,杭州住保房管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持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向“零跑次”突破,通过流程优化、数据共享、优化服务等多种形式,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智•惠”房屋网签系统是杭州住保房管局以问题为导向,以先进扎实的信息技术为后盾,总结多年来房屋交易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推出的。这一举措的推出,使杭州成为全国首个推行房屋交易合同网上签约“集约化管理、集成式服务”的城市,再次跑在了全国前列。

全流程网办,办事更便捷。“智•惠”网签系统将原交易流程中的“限购核查、签订合同、办理网签、交易确认”四个环节整合归并为“交易合同网签备案”一个环节,群众无需再多次往返窗口现场提交纸质资料办理,只需通过“智•惠”网签系统签订合同,上传相关材料影像件,房管部门通过共享大数据信息完成在线无纸化核查后,并对网签合同予以备案赋码,实现了房屋交易确认全程网办。实现交易环节精简50%;通过大数据共享,实现100%取消纸质收件。

大数据互联,交易更安全。“智•惠”网签系统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手段,从房源、主体、资金等方位全面保障房屋交易安全。房源上,从房源挂牌开始即全面筛查房屋基本信息、权利状况、限制状态,确保房源真实可靠;主体上,通过人脸识别、人证比对等技术,对交易当事人身份进行核查,确保真实准确;资金上,按照“逐一对应”原则,将开发企业、中介机构、银行、交易资金监管账户等进行逐一匹配关联,纳入全覆盖监管,确保资金安全。

多领域共享,管理更高效。“智•惠”网签系统建立跨部门跨行业共享互认机制,提高多部门管理效率和质量,为各领域网办改革奠定基础。经备案赋码后的房屋交易合同,房管部门实时准确提供给银行、税务、不动产登记、公积金等管理部门,群众可凭备案赋码合同办理贷款审批、税收缴交、不动产登记、公积金提取等,也为金融监管部门防范金融骗贷等风险提供了有力保障。

【篇四】

浙江的名字来自钱塘江,因其蜿蜒曲折,故得名“浙”。一川江水在浙北大地奔流不息,划下了一道天堑,将杭嘉湖平原和萧绍平原分隔开来。天堑能分隔空间,却分不开两岸之间的交流,自古至今,面对跨江这个问题,人们都在不断给出自己的答案。

最早,两岸的交流完全依赖船只摆渡。据说,规模化的摆渡始于1864年,当时杭州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捐资建造了不收任何费用的“义渡”埠,一头位于南星桥三廊庙,另一头在如今复兴大桥南引桥的位置。到了1928年,码头改建成封闭式引桥码头,曾经的木船也换成了更加安全的铁皮小火轮,这就是“浙江第一码头”的由来。

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钱塘江上不止有一处轮渡码头为两岸的百姓服务。渡轮大致有两种:

一种渡轮形制比较小,船舱里摆了几排座椅,可供乘客坐下休息,更多的空间则留给了自行车、挑担等物件,周围用铁质栏杆围起来,挂上一些救生圈就是最基本的样式了。

另一种渡轮是双层的,下层是主舱,有一道活动的闸板,靠岸的时候可以放下,吞吐车辆,有点像鳄鱼带着小鳄鱼迁移,在出发地把车辆含进“嘴”里,到了目的地再吐出来;上层有密封的船舱,不像第一类轮渡那样会被江风吹个透心凉,但因为人数较少,反而会冷清许多。

这些渡轮在当时算得上是运“人”的主力,主要的服务对象大致不外乎两类,一类是临时往返的群众,有进城做工的,有工作需要的,也有走亲访友游玩的;另一类是南岸的农民,每天一早挑着凌晨收获的农产品赶到市区售卖,自家地里种什么就卖什么,蔬菜瓜果一应俱全。要是碰上养殖户,还会有鸡鸭鱼虾,最小心翼翼的是贩卖禽蛋的,装着这些易碎品的框子总是被他们小心地用自己身体和人群隔开,时不时还会提醒一下周边的人;最热闹的要数装鸭子的挑子,箩筐里往往会挤着十几个鸭子,伸长了脖子,探出了脑袋,时不时发出嘎嘎的叫唤,有时会有绿头鸭品种,羽毛油光水滑,泛出墨绿色的金属光泽,煞是好看。

每天早晚的渡轮就是钱塘江上的公交,载着人们早出晚归,也常常载着人们一家的生计。因为时令新鲜,当时的渡轮上、码头上以及码头周边都会有自发的农副产品交易发生,在码头附近也常常会有农贸市场形成,市区的餐桌得到了充实,农民也在改革开放后从土地里抬起了头,将目光投向了广阔的市场。

实际上,当时钱塘江上是有桥的,而且这座桥名气很大——钱塘江大桥,这是由中国人主持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公路铁路两用桥,总工程师就是茅以升。但作为上世纪30年代的设计,一来已经无法满足巨大的车流量,二来由于位于杭城南部,市民若选择开车过江需要绕走西湖景区,路程上并不方便。

于是乎,钱塘江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就开始了一个建桥时代:钱江二桥(彭埠大桥)于1988年开工,1992年通车;钱江三桥(西兴大桥)于1993年开工,1997年通车;钱江四桥(复兴大桥)于2002开工,2004年通车……

如今,杭州市区范围内共有跨江大桥九座,如同一条条血管将两岸牢牢地连接在一起,并且对接多条高速、高架路,覆盖西湖、上城、江干、滨江、萧山、钱塘等多个城区。

随着大桥的不断通车,钱江南岸的发展也不断提速。杭城百年名校——杭州第二中学在2000年就把主校区迁往了滨江,彼时,滨江区新成立不久,大量土地有待开发,“江堤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还是常见的景象,当年围墙外夜听蛙声一片的地方,如今已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在向上要空间的同时,人类的想象力也在不断扩展,地铁成为了从下穿越钱塘江的新方式。2012年,杭州地铁一号线建成通车,彻底把两湖一江(西湖、湘湖、钱塘江)连成了一线。再加上此前通车的庆春隧道,以及即将通车的望江隧道,跨江模式进入了立体化时代,从此,钱塘江天堑彻底转型为城市景观。

钱塘江自古以来就以江潮汹涌、水文复杂而著称,从渡轮到跨江大桥,再到过江地铁和隧道,跨江方式的变迁,正是城市发展的缩影,也是改革开放成就的最好展示。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举行的B20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他引用的宋代词人潘阆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正是杭州数代人围绕钱江两岸发展作出不懈努力的真实写照。而新一代的弄潮儿正在不断成长,他们在跨江的同时还将与江共舞,保护钱江、开发钱江将成为大江大河的新篇章。

【篇五】

1949年,还在读小学的我参加了江苏省徐州市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游行活动,心里万分激动。因为我是学校乐队小鼓手,每次升旗仪式都站在国旗旁边,心中感到特别自豪。在老师的关爱下,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成了学校歌咏队的一员,代表学校参加市广播电台录歌活动,在我学唱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中,“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这句话,对我影响深远。

中学时代,开启了我走向“地质人生”的旅程。在学校举办的夏令营活动中,我和同学们爬山进洞,第一次看见石钟乳、石桌、石凳和滴水盆等自然景物,加深了我对大自然的认识和热爱。1954年,正值读初中的我,跟着音乐老师学唱了《勘探队员之歌》。勘探队员艰苦创业、跋山涉水,为国家找矿的献身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加之由于当时家庭经济困难,地质学校管学习又管生活,所以初中毕业后,我就毅然与班上几个同学报考了南京地质学校矿产地质与勘探专业。

在地校,我被选为文体班委,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江苏省徐州市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大会”上,我和全校同学身着地质队员服装,参加队列表演。通过主席台时那份光荣和自豪,至今也难忘记。在地质教学和生产实习中,无论狂风暴雨,还是赤日炎炎,同学们都没有被恶劣天气所吓倒,高唱着《勘探队员之歌》,鼓舞自已奔向山野。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我们用地质锤、罗盘、放大镜和皮尺测制了地质剖面图;用经纬仪、平板仪和标尺测量了地形图。在生产实习中,每天都是爬大山、钻老窿,一天往往要走几十里,定点、观察、记录、采集样品,按预定计划完成填图面积。通过实习,我真正体会到搞地质既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还要有强壮的身体和不怕吃苦的精神。

那个年代的我们早已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连在了一起。学习快要结束时,同学们互相鼓励时刻准备着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找矿。

为了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从1953年到1957年,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急需矿产资源。当时全国的地质力量和已探明的矿产资源,远远满足不了国家建设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在苏联为学地质专业的留学生任湘写下了“开发矿业”的题词,这使新中国所有地质工作者受到鼓舞。1957年5月,刘少奇在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毕业生代表时,称地质工作者是“和平时期的游击队员”,并鼓励同学们到艰苦的地方去,到深山老林去寻找矿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刚从地校毕业的20多名青年,奔赴南昌“地质部江西办事处”,来到江西这块红土地上,为国家和地方寻找地下宝藏。

刚开始,我在一个普查队任实习员,进行区域大剖面地质踏勘。1958年,在全国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日子里,我和一名工人在普查队长的带领下,到修水山区找铁矿。为了争分夺秒早出成果,我们三人白天爬山找矿,晚上走路换地方。队长提着手枪在前头,我拿着地质锤在中间,工人背着工具包在后面。由于每天要跑几十里的山路,一天干下来,实在是太累了,晚上经常边走路边打瞌睡。

不久,我奉命调到505分队,任大湖塘钨矿普查组长。地点在武宁、修水、靖安三县交界的九岭山区,海拔1000-1500米,那里山峦起伏,森林茂密。为了寻找钨矿,我们自带行李和地质锤、罗盘、放大镜、地形图等工具及资料,先行人员挑着帐蓬和行军床等生活用品,徒步来到大湖塘。

那时的大湖塘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烟,因山上常年雾气弥漫,也被当地人称作“大雾塘”。湖水清澈,湖边长满了芦苇和茅草,周围有树林环绕,我们小组就驻扎在湖的旁边。在分队技术负责的指导下,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我们都坚持天天上山,用地质锤敲开岩石,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当发现一块黑钨矿石、一条含矿石英脉、一处矿化地段时,我们都将其位置范围,用罗盘准确地标定在图上,用探槽揭露并取样化验,圈定含矿大脉区、网脉细脉区。

深山老林的白天总是显得很短,每当夜幕降临后,我们只能靠着马灯的微光,伏在床上整理野外记录、图件和岩矿石标本,并研究确定第二天的工作线路。清晨,天刚蒙蒙亮,就能听到鸟的叫声,我们迅速起床、洗漱、吃饭,按头天晚上确定的线路出发。每天都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就是这样抓紧时间,终于圆满完成了找矿填图的任务,并使大湖塘钨矿有了新发现。紧接着,上级决定大湖塘钻探上马,要求对已圈定的钨矿区进行地质详查。我被任命为大湖塘矿区技术负责,在分队技术负责指导下,编制了《大湖塘钨矿区详查设计》,并以《中国南部黑钨矿脉状矿床地质与勘探》为蓝本,学习运用在大湖塘钨矿地质详查中。通过工作,发现和圈定了Ⅱ-Ⅴ矿带,矿区远景可观。

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了祖国的地质事业,地质队员们努力向李四光同志学习。学习他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爱国精神;学习他树雄心立壮志,不畏劳苦,勇于创新的精神。我多次学习了他创立的《地质力学概论》,阅读了他编写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并赴赣南实地学习“地质力学”的野外工作方法。回来后,运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解决了矿区构造不清的问题。

198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政治的归宿,新生命的开始,我在日记中写道:“要用党给我的知识和力量加倍工作,为四化建功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1989年,应地方政府要求,到地方从事非金属矿产研究与开发。通过实地普查,建立了矿产卡片,搜集了大量数据信息,编制了《地质矿产图》,为地方领导和有关部门开发矿产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1990年,主持《星子县1990-2000年经济技术发展战略研究》。紧接着,我配合地方政府大力开发石材资源,提出《兴建花岗石工业走廊和组建非金属矿业集团》的建议,受到高度重视。作出了“关于组建星子石材企业集团总公司、建设中国石材城的决定”,并已付诸实施。

1999年退休后,我陆续撰写和编制了有关《地质人生》的文章与图片,以表达自己对地质人生的纪念。不工作了,没有任务,当然是轻松的。但没有任务,不等于不要做事。因此,退休后的我从繁重的地质找矿工作,转入了轻松的地质旅游、旅游开发建议和学习地质书画。

从1957年来到江西至今,我在庐山周围工作生活了60多年,这里的山山水水记录了我和我的地质伙伴们从青春走向暮年的难忘足迹。退休以后,有大量时间与老友爬山涉水,陶冶情操。去过的故地重游,没去过的勇于攀登,尽力认识庐山的真面目。我已撰写了《庐山旅游记》《大庐山梦游记》《庐山秀峰》和《庐山飞峙江湖间》(已公开出版)。提出《深入开发秀峰景区的建议》《打造庐山山南发展大庐山旅游的建议》等40多项。

如今,我们这些老地质工作者,在党的关怀下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过着晚年幸福的生活。余生,我要努力学习地质书画,书写地质儿女的为国情怀,画出心中对祖国山水无限的热爱。

【篇六】

我的家乡在于都河畔,与县城隔江相望。连接两岸的渡口,便成了我心中永远的情结。

小时候的我,对县城的热闹繁华充满着向往。母亲进城办事,我总喜欢跟在后面,坐上小木船,渡过于都河,来到县城凑热闹。在城里,母亲会变得慷慨许多,总会买几颗水果糖或一根白糖冰棒,表达爱子之意。小心愿得到满足之后,我便会说上一声“在渡口等”,跑去与小伙伴们汇合。嬉戏打闹,爬树掏鸟窝,或到河边挑选几颗圆润的小石子,玩打弹子的游戏。玩累了,老榕树那凸出地面的根,就是我们的休闲躺椅,躺在上面,数江面船只,看匆匆行人……只有母亲办完事返回了,才无奈地离开我们的娱乐场,跟着上船回家。

懂事了,才知道这平凡的渡口有着不平凡的故事。85年前,8万6千红军分别从8个渡口跨过于都河,离开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渡口见证了于都人民无私奉献、倾力支援红军的动人场景:

为响应大规模“扩红”运动,在红军长征前夕,1.6万名于都儿女参加了长征。同时,还组织上万民工随军出征,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

为筹措红军给养,家家打草鞋捐粮食。在红军长征前夕,筹措粮食8万担、草鞋8400双、钱款62500元。

在渡河的四天时间里,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于都人民出动上万劳力和800余条船只,协助红军每天下午4点开始架设临时浮桥,通宵渡河后,第二天早上7点前将浮桥拆除,不留痕迹。如此反复,拆搭浮桥共计15次之多。

时任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当时曾动情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治委员、开国上将杨成武,在他的回忆录《忆长征》中深情地写道:“这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场面”。

因为这次远征,这个平凡的渡口,便有了一个光荣的名字:长征第一渡。其实,在那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人们对这个渡口似乎并不太关注,渡河的船只还是几十年前使用的小木船,上岸的坡道还是跟几十年前一样的土巴坡道。不同的是,每当我走过渡口时,多了一份严肃和庄重。

改革开放了,我也考上大学,在外地读书。毕业后,直接分配在外地工作。回家的次数少了,但对家乡的变化,特别是对渡口的变化,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于都人民把伟大的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力更生,团结奋进,使于都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渡口也紧跟改革开放步伐,由原来只能乘坐几人至十几个人的小木船,更新为用柴油机为动力的大机动船。既增加了承载能力,又提高了安全性。在启用新机动船的头几天,我总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没事也上船乘坐几个来回,享受变化带来的喜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百公里长的于都河面上,先后建造了8座跨江大桥,连通着两岸近3000平方公里土地,彻底消除了两岸民众“隔河千里远”的苦楚。渡口,从而失去了“摆渡过河”的功能。

昔日繁华的渡口,就这么淡出人们的视线吗?没有!伟大的长征精神早已烙印在这块红土地上。勤劳智慧的于都人民,依托革命旧址,全力打造“长征”品牌。把坐落在县城原南门渡口、西门渡口、东门渡口的跨江大桥分别命名为“红军大桥”“长征大桥”“渡江大桥”。1996年,在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出征的东门渡口,兴建了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园,并于2009年改造扩建为中央红军出发地纪念园,不仅成为市民亲水休闲的好去处,更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个古老的渡口,以另一种崭新的姿态,继续融入于都百姓的生活。每次回到家乡,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漫步在滨江休闲长廊,找寻渡口的乡情记忆,总会情不自禁地伫立在纪念碑下,感悟渡口的沧桑巨变。

今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于都,来到中央红军出发地纪念园。他强调,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在这个渡口,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吹响了新时代新长征的号角,发出了新长征再出发的号令。这个古老的渡口,85年前见证了灾难深重的祖国走向新生的那次出发。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她仍将见证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长征再出发。

【篇七】

3年前,在从事检察工作24个春秋之后,殷修波从河南省柘城县检察院光荣退休。他曾因工作成绩突出被河南省检察院荣记二等功。退休后,柘城县检察院党组鉴于他对检察工作的热忱和谙熟的检察业务能力,决定返聘他继续担任驻所检察室主任,老殷说,这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2016年11月3日,老殷骑着他那辆半新不旧的电动车从单位下班回到家里,妻子周建萍已做好了晚饭。和往常不一样,小饭桌上已摆下四碟菜,还有一瓶老酒。“修波,今天是你退休的日子,从你转业到检察院24年,去监所上班也有19年了,人生六十,你这头不知停蹄的老黄牛也该歇歇脚了!”老殷明白妻子的心情,几十年间,贫寒的家境,让妻子吃了不少苦,如今是“船到码头车到站”,应该停下来好好陪陪妻子了。可当妻子知道老殷已欣然接受党组的返聘建议后说:“我就知道你是一颗永不生锈的检察螺丝钉。”老殷酒量不大,几杯酒后,他和妻子共同回忆20多年的检察工作经历,多少酸甜苦辣霎时涌上心头。

从军16年后,老殷凭借转业时的4400元安置费,在柘城县一个偏僻的小巷租住两间民房安了家。那时,妻子每月的工资才100元,老殷的工资200多元,刚刚进入一个对专业知识有着严格要求的新单位,老殷边努力工作边自学法律,压力不小。起诉科的工作繁重,白天完不成的案卷,经领导批准,老殷就带回家里加班,租住的房屋没有桌子,他就趴在床铺上办公,常常熬到半夜,一有空闲,他还要拿起法律读本自学,妻子则担起照顾两个女儿的学习及全家生活的重任。虽然如此,面对新的生活,夫妻二人努力奋斗,甘苦与共。

1993年夏天,老殷的弟弟因故去世,年仅3岁的小侄女无人照管,老殷夫妇主动担起抚养侄女的担子,生活更加拮据了。那段日子,是同事给老殷家捐助了1000多元钱,老殷说自己至今不敢忘记这份情谊。

2007年秋,周建萍被检查出患了乳腺癌。当时正值严打期间,柘城县检察院人手不够,老殷想让妻子等上几天再去做手术。妻子说:“你们这工作就是这样,我能挺过去,你放心吧。”就这样,周建萍带上家里仅有的2000元积蓄,喊上弟弟去了市医院做了手术。第二天,老殷赶到医院,夫妻见面,俩人都流下了眼泪。

老殷说:“我这一代人,有很多坚持,现在有的人不理解,还好妻子一直支持着我。”2008年4月,老殷的表侄因涉嫌故意伤害被刑事拘留,表哥一家冒着大雨来找他,就想见一见人,但按照规定犯罪嫌疑人不准会见。面对自己的亲表哥一家冒着大雨几十里路赶来,他真是不忍心拒绝。可是,他明白,自己不能破这个例,驻所检察室是监督他人守法的,己不正如何正人?他说:“哥,你回吧,我不能这么办,你们别怪我,孩子在这儿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看着表哥一家带着气愤的神情离开,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事后好多年,表哥都不搭理老殷,妻子也说老殷有点太古板。老殷对妻子说:“我手里的权力不大,但也不能滥用,咱们就是求个心安。”妻子懂了,后来老殷还因此得罪过自己的连襟、同学和战友,但妻子一直默默支持他。多年工作,老殷受过不少委屈,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没忘。

2000年12月,老殷和同事一起巡监时发现女监室的时某正大吵大闹,严重破坏了监管秩序。原来,时某在家十分泼辣,与怀孕的邻居发生争执时致人流产,因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刑拘,时某一时难以接受。她有时会故意用头去撞墙,不服管教。为此,老殷三番五次地去做时某的思想工作,但没有效果,只得暂时给其加戴了戒具,并加派女干警轮流看管,以防发生意外。时某被取保后,开始上访,说自己曾被关进男监室,还说柘城县看守所刑讯逼供。要求查处的信件很快从上面转了下来,驻所检察室因为监督不力受到批评,责成尽快查清事实。为此,老殷和同事一起认真进行调查取证。那时,监室还没有监控设备,老殷让看守所的禹所长把全所20多名狱警集中起来,让时某对施害人逐一进行现场指证,并对当事人进行伤情鉴定。查证的结果是时某既没有找到施害人也无伤情,更没有在男监室羁押过,所言纯属子虚乌有。老殷加班撰写调查报告,前后忙了一大阵子,不过这丝毫没影响老殷的工作热情。

2001年2月,老殷和在押人员张某例行谈话时,张某提供了一条犯罪线索。通过这一线索,公安机关迅速破获了一起抢劫案,并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及其同伙,随后他们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当时,张某已被判刑并投送到芒山监狱服刑,老殷根据法律有关规定,把张某的判决书、驻所检察室留存的谈话笔录和减刑的检察建议等相关立功材料邮寄给芒山监狱,最终使张某获得减刑六个月。

老殷做事肯动脑筋,他和在押人员谈话时因人而异,有的靠感化,有的严厉批评,他说,只要把工作做到实处,不管是谁,都会感受得到。2010年夏天,老殷在例行询问谈话时发现,在江苏某地被抓获的高某在判决之前曾在当地羁押了7天,而这7天未计入刑期。为了这7天,老殷费了不少周折。他先到公诉科查阅卷宗,再到公安机关进行核实,查证的电话打到江苏事发地。所有的证据材料汇总到一起,他向领导汇报后,该院向审判机关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给高某减去了7天刑期。也正是这7天减刑,打动了高某,开始诚心诚意地接受教育改造。

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幕幕令这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妻感慨万千。妻子时常会调侃老殷工作这么忙却没挣多少钱,老殷振振有词: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两眼一闭,提高警惕;安全大于天,责任重于山;别看我没有官没有钱,我的荣誉证书你数不完。老殷一直珍藏着一个盒子,盒子里面装有他20多年来所荣获的20多本荣誉证书,上面印着先进个人、优秀检察官、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司法干警、人民满意的检察官等字样,这是老殷最大的财富,他很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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