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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7篇

征文范文 相关范文 编辑:念秋 发布时间:2018-10-9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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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40年前,我17岁。那个夏天,我多了一个称呼:“落榜生”。说完整了,应为“高考落榜生”。我成了全国当年的570万分之一。

那年,我从一所名叫“鲁迅中学”的城郊中学高中毕业,参加了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次全国高考。

其时,全国有610万考生,而被录取的仅40万多一点,录取率为7%。这与40年后的情形,真可谓天壤之别。当下,每年高考人数900多万,录取率78%左右,较40年前增长了10多倍。这真是学子之幸,也是时代之幸。

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甫一作出,犹如在沉寂太久的天空炸响了一颗春雷。封闭10年的求学深造通道,终于又打开了。人们内心的喜悦无法言说,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锣鼓敲起来,鞭炮放起来,龙狮舞起来。经历了漫长严冬的人们,终于可以敞开胸怀,张开双臂,去拥抱期盼已久的春天。

恢复高考,无疑给广大民众带来了福音。特别是青年学子,更特别是面广量大的农村青年。高考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让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再囿于乡村。

我也是这面广量大的群体之中的一员。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我没能赶上。紧接着半年之后,便是第二次高考。我却以3分之差惜败,没能成为40万天之骄子中的一位。

那条走了不知多少趟的10里乡路,在脚下蜿蜒而漫长。我的脚步有些懒散,情绪稍稍失落,没有了往常归家的欢快。其实,对于一个17岁的乡村少年而言,第一次参加高考失利,还说不上有多忧伤。

这毕竟只是我17年人生历程中的第一次大考。仅以3分之差落榜,现在想来,心里头或许还潜在着小小骄傲呢!要知道,按照当时的高考政策,如果我属于城市户口,完全是达到录取分数线的。

缩小城乡三大差别,是当时喊得很响的口号。这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之差别,在高考录取分数线上的体现,让不少人不惜花重金去购买城市户口。可是几年之后却变得一文不值,几成笑谈。

无论脚步多懒散,10里乡路总有走尽的时候。归家的少年,做好了被父亲训斥的准备。

唉,怎么就没再用把力,何至于差了3分呢?也怪我没把手表给你,答卷时间掌握不好,有几场交卷过早,也影响成绩呢!父亲虽然知道考试不比种地,但凡事用力一些总是好的。再说仅3分之差,能不惋惜么?这可是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呀!

父亲从手腕上除下那块老式钟山表,说什么也要给我戴上。这让我这个落榜生颇为意外。其时,父亲负责着一村之全面工作,无疑是需要掌握时间的。

一直在后屋厨房里忙碌的母亲,端上一碗蛋茶递到我跟前:吃吧!你爸已经跟学校老师说好了,让你复读,明年继续参加高考。

刚戴上钟山表的手腕还有些不适应,去接母亲的蛋茶碗时,我险些失手。咬着滑嫩的蛋瘪子,满口盈香,却难以下咽。

我当然知道,眼前四只鸡蛋一碗蛋茶,在我们家里是用来款待贵客的。现在,母亲竟端给了我这个17岁的落榜少年。这一刻,我鼻腔有点酸,眼角有点湿,懊悔犹如无数看不见的小虫,在体内蠕动。怎么就没再用把力,何至于差了3分呢?“落榜生”的称呼,我也没一直顶着。没过多久,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复读生”。

在父亲的努力下,我重新回到母校鲁迅中学复读。由我这样的复读生组成的班级,叫“补习班”。学校在补习班师资选配上,是往“强”里配的。为高考落榜生办补习班,在当时的城乡中学极为普遍。

正是在这补习的一年,我幸运地遇到了语文老师朱老师。朱老师大胆引进了新时期短篇小说的讲解。这样的举动,放在现在可能并不觉得多特别,多难得,但在40年前,确实有点儿“吃螃蟹”的意思。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一篇篇散发着墨香的文学作品,进入了一所普通中学补习班的课堂,培养着我们这些复读少年的文学鉴赏力,在我心底撒下了一粒文学的种子。

人无法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偶然性变化时,多半会归结于一个词:命运。内心默认,冥冥之中,自有命运安排。然而,作为从那个特定时代走出来的人,我知道,如果不是我第一次高考5个月后,北京那场重要会议的召开,不要说我个人的命运,就连整个国家的命运,都会是完全不同的轨迹,恐怕很难再有什么“幸运”可言。

真理标准讨论之后,“拨乱反正”成了当时的热词。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口号不提了,工作重心转移了,特别是广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之后,我身边的乡亲们都像换了一个人。

我经历了第一次高考的挫折之后,第二年的考试颇为顺利。因为有父亲的钟山表,答卷时间掌握得很好,不再贸然交卷,也不担心超时。每场考试都认真阅卷答题,最后成绩当然非常理想。

我第二年参加的,不是“高考”,而是“中考”。这里的“中考”,是指中等师范学校、中等技术学校考试。

我非常理想的中考成绩,却没能如愿考上自己填写的第一志愿:甘肃某铁道学校。最后,我进了离家最近的一所师范。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父亲私下做出了一个与我相反的选择,以离家最近为目标,替我选了那所师范学校。父亲为我做出的改变,竟然让我又一次收获了“幸运”。

就读于师范学校的两年,我几乎天天泡图书馆,猛啃各种名著,完成了基本的文学积累。那粒文学的种子开始发芽,生长。

在师范学校,教现代文学的费老师,给予了我创作上最直接的指导。我和几个志趣相投者,牵头组建了“陶然亭”文学沙龙。每周都有同学汇聚“陶然亭”,交流阅读心得,进行文本分析。终于,几年之后,我的小说处女作《故里人物三记》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并获得此次全国性征文的二等奖,我荣幸地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

其后,我迷恋有“里下河文曲星”之誉的汪曾祺先生30多年,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汪迷”。我自己也先后创作出具有“汪氏风格”的长篇小说“香河三部曲”——《香河》《浮城》《残月》。根据《香河》改编的同名电影,已由潇湘电影集团等搬上了荧幕。最近五六年来,一个以汪曾祺为灵魂人物的“里下河文学流派”正崛起于中国文坛。

四十年如白驹过隙。当年的落榜少年,转眼年逾半百矣。我现在心里头常想的是,但愿能将一人之幸运,变为一个地区文学之幸运,让“里下河文学流派”这杆大旗在中国文坛上高高飘扬,让更多的文学新生力量在这杆大旗下茁壮成长。

【篇二】

曾几何时,一把柴禾,难倒多少有志男儿。

现在农村做饭大多用上了煤气灶、电磁炉,最不济的也是沼气灶、蜂窝煤了,早已脱离了烟熏火燎的苦难岁月,但一把柴禾,时常勾起苦涩的记忆,烙印在灵魂深处,念念难忘。

柴禾燃起的炊烟,萦绕在厚厚的岁月里,潜入在下意识里,沉淀成浓浓的乡愁。

一把柴禾,点燃的不仅是苦难的岁月,也是我的乡愁。

我家是典型的“一头沉”,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四个在家里熬苦日子,劳力少,挣工分就少,按人口分的粮食不够吃,发愁,没人拾柴禾,把吃的煮不熟,更愁。 从我记事起,到离开村里,晃晃悠悠的十几年岁月里,田野里的葱茏在我看来都是柴禾的渊源,能拾的柴禾一直没淡出过我的视线。

大概三四岁时,才学会走路不久,就一路蹒跚着,跟着母亲去路边搂树叶子,母亲在前面用竹耙子撸,用大扫帚掠,我在后面往蓝撮里搂,柿子叶、杨树叶、槐树叶,什么叶子都不嫌,只是叶子很轻,不经烧,攒到锅灶里,噗噗几下就着完了,一个干馍馍都烤不干,有时干柴禾跟不上趟,只好夹杂烧一些没来得及晾晒透的,这些湿柴禾只冒黑烟,就是不起焰,只好撅起屁股使劲往里吹气,噗嗤噗嗤,常吹得眼泪鼻涕一起流,呛得直咳,恨死了那股冒不出去的炊烟。

从小时起,拾柴难,难拾柴就牢牢地烙记在心里了,有时还十分羡慕住在山里的人家,出门到处是荊棘柴禾,野生的枝垭都烧不完,谁还去撸树叶呢,有时也羡慕都在村里干活的农家,下工回家不空手,顺便捎几根柴禾,就够家里用了。

父亲也曾利用星期天,到离城十几里远的左家湾山里拾柴,那时还不通大路,只有一条崎岖的山道,不知他是怎么把这些柴禾运回到城里的,只知道他还要拉下老脸求人,找顺道车,把这些柴禾再捎回到六十里外的老家,其中辛酸和甘苦,只有他默默承受,现在想起那些柴来,都还心疼地直掉眼泪。

六七岁时,我们这群刚上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就利用星期天,开始独立拾柴,减轻家里负担。

刚开始是到地里拾庄稼叶杆,捡禾根,什么麦茬、谷根、豆叶、瓜蔓、玉米杆根、高粱杆根,都统统捡拾,后来又发展到割杂草,拔老蒿,凡是能烧着的弃物,都是我们的最爱。

我村属河槽地带,背靠一道坡岭,不长树只长荆棘,好多人家都有一个很大的柴禾堆,多半都堆着酸枣刺,这种柴发热值很高,火苗起来时噼噼啪啪作响,非常赶火,是烧饭蒸馍的好柴禾,尤其是秋冬季节,刺叶尽落,水分风干,正是拾柴的好季节。

八九岁时,每逢放假,我们就早早地相约着,肩上抗着镢,腰里别着疙疤绳,到了坡上再分散开来,各挖各的,挖的差不多够背了,就开始往齐里整,一苗压着一苗,几苗一小匍,用镢把摆齐的枣刺砸瓷实了,再摊开疙疤绳,一小匍一小匍地摆好压实,上面均匀地放几根荆条或着树枝捆绑结实了,以防尖利的枣刺扎透脊背。

放一次假不容易,上一次坡更不容易,常常挖得背不动为止,把镢把反插进柴捆里,慢慢地移到坡塄的高处,弓下腰背好,然后使劲站起,起不来就让同伴们从后边搭一把手,然后沿着山路慢慢地往回走。

坡路漫漫。路上轻易不敢停歇,一停歇,就怕再也背不起来了,那时,秋冬季节的风感觉特别多,也特别大,柴捆背在肩上,两腿直打颤,风从背后吹来时,催得脚步狂奔,也不敢停步,只好趔趄着一路前行。风迎面吹来时,最容易吹掉体型大的柴捆,只好转过身,顶着风,倒着往回走,否则柴捆吹跑了,不是滚下坡去,柴捆滚散了,就是掉到坡崖下,还得另外捆绑,更加麻烦。

到十多岁时,开始找伐树后留下的根桩刨,村里村外,渠边路旁,每发现一个树根桩,都像见到久别的亲人,激动不已,好不容易挨到放假的时刻,抗镢拿锨,还要持斧,围着树桩挖一个大坑,边挖边砍,操弄半天才能刨出来,常常是刨出来又拿不动,还得捎信让家里人来接,路旁的树桩几乎被我一个人刨完了。

那个年月,到底拾了多少柴,刨了多少树桩,永远都记不清了,只留下那道炊烟还飘荡在心底,留下念想,这也许就够了。

【篇三】

1964年8月,我被录用为国家干部,试用期二年,月工资25.85元。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直到1969年才转正定级,月工资为30元。当时我在中共灵宝县委农村政治部工作。我们部里的张秘书是位老同志,月工资51.5元。我们的工资造在一张表上,每当从会计那儿领工资时,看到张秘书数着一叠叠的钱,我十分羡慕,我想,我干到退休时,工资能到张秘书那个水平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我的“工资梦”。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梦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六、七十年代调工资和现在的办法不一样。现在是一两年调一次,人人有份。那时是四五年调一次,按人头分指标,大都是百分之二、三左右,而且每调一次只增加五六块钱。那时我已三十出头,干到六十岁退休,顶多调五六次工资,而且不会每次都有我。想到这里,有些心灰意冷了,但是我要通过去奋斗去努力,争取工作上比别人突出,能多调几次,尽最大努力实现我的“工资梦”。

我家住在阳平镇铸鼎塬,十年九旱。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只分一角八分钱。年迈多病的父亲和带着三个孩子的妻子,每年挣的工分不够口粮钱,年年透底,还要欠生产队几十元钱。粮食不够吃还要买高价粮。我每月的30元工资,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30元钱怎样支配,我算计着花。我每月给自己留10元生活费,给妻子20元养活老小。我留这10元钱有详细的计划,我在机关食堂吃饭,每天花3毛钱,1斤粮票。具体支配是:早饭二两馍一碗稀饭,二分钱咸菜,合计八分钱;午饭二两馍,二两面条,合计八分钱;晚饭二两馍,一碗稀饭,八分钱热菜,合计一角四分钱。这样下来一个月伙食费9元左右,剩余1元作为买牙刷牙膏肥皂之类生活用品。有一次,妻子和大女儿(6岁)来看我,在机关住了两天,因为当时粮食是定量供应,每月只有29斤。为了节省粮票,我早上只喝一碗稀饭,女儿喝一碗稀饭吃二两馍,女儿见我吃的很少,竟然自豪地对妈妈说:“我爸饭量真小,还没有我吃得多呢。”妻子明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没有说出口。她们只住了两天,就匆匆回农村去了。女儿长大后才明白原委,每当提起此事,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总是止不住眼眶就湿润了。

1978年,我担任了西阎公社党委副书记,工资已涨到40元。那年调资,县里分配指标是百分之二,西阎公社四十五名机关干部,只分一个调资指标。我是抓机关的副书记,党委把这项工作分给了我。僧多肉太少,怎么办呢?我知道,这是个惹人的差事,过去机关调资,总是你争我抢,吵吵嚷嚷。我反复考虑后决定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谁的票多给谁。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但是投票结果让我更为难了,我的票数最多,理所当然这个指标应该给我。当时机关有位老同志工作20多年了工资比我还低,我不忍心,就提出把这个指标让给他,但他死活不答应,党委几位同志也不同意。但我的态度很坚决,党委书记有点作难,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县委书记刘振帮。刘书记说:“博理同志工作不错,工资偏低,指标不能让。至于那位老同志可以照顾一下,我让人劳局从机动指标里再调剂一个。”就这样,我的工资涨到了 45.5元。1980年,我担任城关镇党委书记后,又升了一级,工资达到51.50元,这时,我暗自庆幸,我的工资梦提前实现了。那年我39岁,离退休还有二十多年。我想,一个人只要工作肯努力、肯奋斗,梦想总会实现的,党和人民是不会亏待你的。从此以后,我工作上更加努力。1984年,我担任了灵宝市(县)法院院长,1995年担任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2年退休时工资已达到了1295元。    2003年,在一次听报告中获悉朱镕基总理说,三年后干部职工工资要达到3000元以上,我当时听了很受鼓舞,但也有点半信半疑。我想真要达到那个水平,干部们都要烧高香了。

三年后,总理的承诺果真实现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干部职工工资大幅度上升,平均都在3000元以上,特别是企业退休职工,连调十二年,由原来的月平均六七百元达到两千多元。我的退休工资现在已达到每月4800元,和改革开放四十年前相比上升了100倍之多,这是我当年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篇四】

档案,记录当下,沉淀历史。档案是尘封的历史,那谁来记录档案发展的历史呢?

翻开岁月的画卷,如歌的岁月只能记录在发黄的纸张、尘封的案卷、黑白的影像之中。

10年前,初进公司档案库房时,被堆积如山的档案强烈地震撼到,满满几柜子的账簿里详细记录着历届档案员用精致的仿宋体撰写的档案信息。老师傅们说,当时每一位新入职的档案员必须练习半年的“仿宋体”,才有登记建账的资格。在档案人眼中,这是未被列入企标的企标,是每一个合格档案人的必备技能之一。

随着公司任务量的增多,档案登记任务压力亦逐年增大。一份技术资料的档案形成,档案员要经历“移交账”“资料总账”“发放卡片”“资料回收账”等多道程序。缓慢的工作效率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工作量,曾经必备技能之一的“仿宋体”一度无暇顾及,档案数字化建设就成为档案员最期盼的事儿。

2003年,公司引进了第一套档案系统管理工具——金航百科。从此,档案管理基本告别了传统的、如山一般的纸质账簿,电子台账登上了历史舞台。

2010年以后,数字档案馆的理念开始在行业内推广,公司也开始了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工作。从走访调研、起草建设方案,到硬件升级、制度修订,档案员们孜孜不倦地为之付出努力。至2014年底,公司顺利通过了上级单位的“一级数字档案馆”验收,档案移交、登记、发放、补发申请、复印任务派工、回收……档案全流程的管理均在数字化平台内完成,过程清晰、可控、可追溯;档案用户只需一个电话,或者直接在个人电脑上就能轻松查阅档案信息,数据真正实现了“共建、共享”。

尘封的账簿,如今已经成为“档案”,曾经的“仿宋体”,已经被计算机统一的“仿宋体”代替。不变的,是档案记录下的完整信息,是档案人代代相传的敬业精神。

【篇五】

“五一”出去玩了几天,回来后快递堆成了山。我志满意得地拆开包装,一一检阅着我的新装备,又一件一件地穿上在镜子前穿梭。雪纺的文艺长裙,刺绣的棉麻衬衫,带蕾丝花边的小微喇裤子……再配上各种颜色的细高跟鞋子,在老公真真假假的恭维声里,我就要美上天了。小女儿一脸崇拜地望着我:“妈妈,你小时候就这么爱美吗?”

我看着她稚嫩的小脸和漂亮的蕾丝公主裙,不禁忆起了许多关于穿衣的往事。

我是79年生人,赶上了好时候,从来没尝过饥饿的滋味。但穿衣这件事,我却可以说见证了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

记忆中两岁多在村子里跟着爷爷奶奶生活,那里的人们祖祖辈辈穿衣穿鞋都要靠手工,千针万线,费时费力。但很快,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缝纫机普及开来,新媳妇陪嫁的标配就是一台“蝴蝶”牌或者“工农”牌的缝纫机。有了它,妇女们从繁重的手工活中解脱出来,摇杆一转,脚踏一踩,在“嘎嘎”的机器声里,做出来的衣服针脚细密结实,效率也大大提高。一台缝纫机,掌管着一家人的形象工程,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真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人们都卯足了劲创造财富,新事物层出不穷,市场极大繁荣,穿衣这件大事自然也是人们最渴望改善的。那些时代的弄潮儿当然捷足先登,于是,八十年代初,县城里出现了第一个卖衣服的个体户,第二个……仿佛一夜之间服装店开遍了县城。那时流传甚广的一个段子就是,某某坐火车到广东批发了一麻袋衣服,回来在县城里卖,来回几次就成了“万元户”。当然,这些都是儿时的我通过大人的嘴了解来的,似懂非懂。而我真切感受到是,身边的小朋友都穿起了市场上买的样式新颖、漂亮时尚的新衣服。那时,我的父母都在乡镇中学工作,工资微薄,加上超生了弟弟,罚了好多钱,家里经济条件不算好,我里里外外穿的所有衣服都是“奶奶”牌的纯手工艺品。一次,一起玩的香香穿了一件藕荷色带花边的上衣,得意地在我面前显摆:“你怎么没有买的衣服啊?”女孩子爱美的天性和虚荣心让我回到家就对着爷爷奶奶大哭大闹,那阵势,如果不给我买衣服我就闹翻了天。两位老人长吁短叹,擦眼抹泪,怎么也哄不好,决定马上就去城里给我买衣服。于是,我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件买的衣服。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它的样子,粉红色的,泡泡袖,还带着两根丝带,在胸前能系成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四岁的我穿上顿时觉得自己变成了公主……

改革开放的车轮滚滚向前,很快,没有人再穿手工做的衣服了。时尚的潮流也以让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席卷了人们的生活。在老人们“伤风败俗”的哀叹声里,第一代时髦青年们穿着花格子衬衫和裤管肥大到可以扫地的喇叭裤招摇过市。紧接着,蝙蝠衫、萝卜裤、大垫肩西装,一步裙……各种款式,各种面料,“引无数时髦青年竞折腰”。人们亦步亦趋,生怕被时尚拉下。我的爱美意识觉醒的中学阶段,不可避免地也陷入对时尚的追求中。记得那是念初二的时候,同学们中正流行穿灯笼裤,就是一种裤管肥肥大大,在裤腿处却用松紧带收紧的裤子。其实那时我瘦的像一根豆芽菜,并不适合穿这种裤子,但眼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都穿起了灯笼裤,我就觉得这种裤子是天底下最洋气最时髦的裤子。一向保守的妈妈不同意我的请求,正处在叛逆期的我爆发了小宇宙,和妈妈唇枪舌战,最终如愿以偿得到了我的第一件时尚单品-——灯笼裤,穿上那叫一个美呀,走路都带风的。

如今,时代的发展让时尚也变得多元,讲究个性成了人们的追求,各种风格、各种流行并存,再也没有一种潮流一统天下。而年龄的增长也没有削减我对美的执着,买衣服依然是我的头等大事,只不过,现在的我已经在不断的尝试中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工作时,简洁大方有设计感的小香风裙装常常是我的选择。休闲时,带点民族风、复古森女系的装扮深得我心。就这样,年近四十的我不论在单位还是在街上,总会被人赞美衣服穿得好看。有一次去旅游,我穿着棉麻的刺绣长裙、绣花鞋,围着质地上好的棉麻围巾,同车的一位二十多岁的小姑娘直夸我的衣服品味不俗,我在心里微笑:你不知道我二十岁时穿的是什么。

我为衣狂,其实每个女人都为衣服情牵心念吧。感谢这个时代,给了我们更多更好的选择。也许有一天,我的女儿们长大了会为选择太多而发愁,想想,就觉得美好。

【篇六】

时间老人脚步匆匆,弹指间,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光辉历程,40年沧桑巨变。在这40年里,我与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风雨兼程休戚与共。现虽已退休5年,仍受聘于盐湖电视节目中心,至今缘分未断。

作为一名普通的电视工作者,我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好政策,见证了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见证了电视同仁们的不懈努力,见证了电视台的昨天和今天。

1989年,我转业到运城地区电视台任副台长,分管新闻、专题等节目。

虽进入新行当,但在部队已从事新闻工作近20年,不咋生疏,较快便进入角色,工作还算称职。

那时,地区电视台的寒酸程度,我都不忍回顾:编制38人,仅有两台摄像机,还是分体式,两套后期线编设备,发射一套节目。新闻一周两次,每次7分钟,其它自办节目很少,以播放电视剧为主。办公场地,为地区广播局一小三层旧楼改造,与局机关合署办公,非常简陋。

30多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伴随着地区财政的不断投入,伴随着全台创收的不断增加,伴随着人员、设备、编制、节目的不断完善,走过了电视事业发展的光辉履程,留下了拉纤者的一行行足迹……

中国福利彩票,是伴随着改革的春风诞生的。1987年,国家批准发行“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筹集社会福利资金,发展以“安老、扶幼、助残、济困”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福利事业。

亲历地区电视台窘境,我忽然想到了彩票集资。我给郑德宝台长提议,在全区卖电视彩票,两元一张,中奖率可适当提高,得到了郑台长的支持。

我起草请示报告,撰写集资方案。经地委宣传部陈永信部长签字同意后,我们在电视台播发公告,很快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仅仅半年时间,就集资人民币300多万元。除去兑奖奖品等活动费用,净余280余万元。

在当时,这是一笔天文数字,对于改善电视台设备状况、办公条件和员工住宿等,可谓雪中之炭,使起步不久的地区电视台,度过了捉襟见肘的艰难岁月。当年,用这笔钱买了东街一块地,盖了电视xx立办公楼,盖了宿舍楼,如今已成为电视台家属大院。

1993年,全省只有太原、大同两家地市级办有《广播电视报》。我向耿文宽局长提议并试办《运城广播电视报》。在局台没有投资一分钱的情况下创刊,并申请到了省内正式刊号,发行量很快达到4万余份。电视报纸相互配合,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电视台人员、设备、部门不断扩充,自办节目也越来越多。作为分管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我带着《运城新闻》从起初的每周两期每期七分钟,走到了后来的每周七期每期25分钟。在全省的地、市级年度上省台的新闻条数,连续多年没有下过第三名。我给地委宣传部陈永信部长的承诺是"争一保二三"。

乘着改革开放搞活的强劲东风,我和王益民台长还主动合纵连横,聘任特约记者,成立了13县记者站,与临汾台合拍《河东戏曲荟萃》12集,与省台合拍《三晋文物古迹接力游 河东篇》20余集,成立摄制组走向全国大中城市,拍摄《走南闯北河东人》20余集,组织全台记者和各县特约记者,开展“同题材电视散文大奖赛”,提议并组织运城“十大名片”评选活动,开展每年的春节社火直播……。在当时,这些活动都起到了很好的轰动效应。

2003年,当国内有的大台刚推出社会新闻版暨民生新闻的时候,在李慧芳局(台)长的支持下,我提议并创办了一档名叫《新闻夜视》的社会新闻栏目,主持人范鹏涛、柴红绒由过去一脸严肃的“播音腔”,变成了“说新闻”。我与他们反复研究,创新内容形式,很快收视率飙升,每天收到的观众来信很多。后来《第一时间》开办,《新闻夜视》停播,《第一时间》就有当时培养的多名社会新闻记者,活动在民生新闻第一线,佼佼者如现任2频道主任兼《第一时间》制片人樊俊峰、副主任张光辉等。

《监督热线》作为电台直播节目,办得有声有色。2002年“局台合一”后不久,我在会上向李慧芳局(台)长提议并具体操作,同分管电台的副局长王刚一起组织,将此搬上电视。我同张贞祥等业务骨干多次研究,还创办了“反馈版”。两年多后,电视版的《监督热线》交于电台主办,节目越办越好,名扬省内外。很快,同《第一时间》、《蒲乡红》一起,逐步成长为电视台的三大名牌栏目。这些名牌栏目的开办,李慧芳局(台)长组织领导的节目改革和创新,功不可没。

电视信号过去使用微波传输,受各种因素干扰,只有三分之一的县市能够较好地接收到信号。2002年,随着全市有线电视光缆网络的建成,它将市台两套节目高质量地传输至十三个县市区,使节目履盖率和影响力大大增强,具有里程碑意义。

那时,在改革发展精神的感召下,大家的工作积极性空前高涨,至今我清楚的记得,记者石垣生、张贞祥,乘吉普车赶拍新闻《黄河洪峰过龙门》,返回途中遇车祸,司机吴师傅牺牲,他两人不顾伤痛,连夜初编镜头,撰写解说词,第二天传至省台,按时播出。这条新闻,后被评为山西电视新闻特等奖。那时虽没有奖金,但同仁们不计报酬,自觉吃苦耐劳。新闻部主任侯德志,最多时一天拍回7条新闻,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现在的航拍多么便捷省劲,站在地面遥控操作。而1988年那会航拍《河东曙光》专题片,摄像王益民、杨文斌被捆在飞机仓门口拍摄,既危险又难操作。

这种作风一直延续传承,领导们也都作出了表率。第一任台长赵金良号称拼命三郎,筹建台时吃住在办公室,积劳成疾,我到台里上班没几天便英年早逝。王益民台长摄像功底深厚,凡大型活动,仍始终不忘抗摄像机。我亲眼看到,柴建良局长将输液瓶挂到了办公室,边输液,边办公。

1994年的一天,侯德志和广告部主任乐海林来到我办公室。当时,我刚看完全省文明村临猗县闫家庄的事迹材料,我说:“咱们仨出去拍个专题片吧?”他俩一口赞同。

第二天,司机秦高泽开车,我们一行四人去了闫家庄。村党总支书记秦存善热情接待了我们,讲了村里许多感人故事。我们便住下了。一连三天的采访,我们时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回到台里,我便很快写出了《啊,父老乡亲 ——闫家庄民风素描》专题片解说词初稿。当时,彭丽媛的新歌《啊,父老乡亲》正流行,我用这首歌作为专题片主题曲。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们四人先后去闫家庄十多次采访和拍摄。越拍越觉得有拍头,故事的感人度远远超出了我的解说词。我们必须在镜头上也下足功夫:为了拍一个日出,我们四人四点起床,扛着机器(分体机、三脚架、监视器),爬上双疑山;为了拍一位80岁老人说儿媳去公社开会,自已舍不得吃,总要给她带回两个白面馒头的同期声及开怀大笑的镜头,我们和老人拉了整整一上午的家常;为了把故事讲好,仅同期声我们就录了5盘3/4带……

回到台里,我们连续三个通宵加班后期编辑制作,一部20分钟的专题片出笼了。

播出之后,反响非常好。我说:“送中央台《祖国各地》吧?”侯德志说好,他去送。

央视《祖国各地》负责人一看,忙问:“是你们地区台拍的?”侯德志说:“是的。”又问“你们配的音?”侯德志说:“我配的。”负责人有些吃惊,说:“《祖国各地》12分钟,你们能不能编成11分45秒再送来,我们加上15秒片头,直接播出?”侯德志满口答应。负责人叮咛:“还是你配音。”侯德志笑了,立即打电话报告我这个好消息。

后来一路绿灯,在央视顺利播出。央视新闻中心一位负责人说:“这是中央电视台成立以来,首次播出一个地级台的专题成品带。”

再后来,这部片子被评为全国专题片三等奖,全省一等奖。其解说词先后被中央电台、《中国农民报》等7家媒体采用。

脚印仍在目,往事皆财富。我领着从事电视新闻的一班人马和先后十几档栏目,走过了几十年的沧桑岁月。我由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早己进入了退休老干部的行列。

40年风雨磨砺,40年多彩乐章。今非昔比,如今的运城广播电视台,六七百名员工,自办节目5套,精彩纷呈,广告年收入突破2000万元。投资上亿元的广播电视大楼业已投入使用,成为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运城电视已成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颇有影响的强势媒体,在闫宏台长的带领下,薪火相传,锐意改革,正阔步前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

作为一个老电视人,我相信,运城电视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篇七】

老家住着父母,县城住着妻儿,联结老家与县城的那条九公里的路,我走了整整二十八年。这条路由泥泞铺成柏油,由羊肠修作笔直,两边杨柳婀娜,花红草绿,现在走在路上,神清气爽,感觉家原来竟是这么近。

中学毕业后我在老家务农两年多,种庄稼、出河工、进砖瓦窑厂拉砖坯,小小年纪哪里受过这等繁重体力!总想跳出农门。闲余时间就找来书报看,抱着收音机听,看完了听过了就跃跃欲试写上一篇,还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誊写清楚装入信封贴上邮票投给报社。泥牛入海多次以后,得到了省报编辑的垂青,千把字的稿子居然发表在三版头条,这个激励无异于彩票中奖,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不断的写,不断的寄,随着名字频频“现眼”,引起了镇领导的注意。镇党委宣传委员和村支书找到我,说借调我去镇报道组,我二话没说一口应允,并答应次日报到。不知老天是故意刁难我还是有意考验我,从当晚开始就淅淅沥沥旁若无人的下起了雨,到了第二天丝毫不见停的意思。通往城里的路都是黑黏土路,骑自行车根本出不了村。父母心急如焚,我也焦头烂额。拖拉机走这种泥泞路还是有优势的,它马力大,轮胎带花深,正好小伯伯家有拖拉机,就这样娘用塑料布包好我的被褥和换洗衣物,爸爸将自行车搬到拖拉机后斗上,千叮万嘱后我们开始了艰难的行程,九公里的路足足用了三个多小时。那年是一九九零年。

结婚后,妻在老家种着几亩责任田。我的身份还是借调的农民临时工,只要不下雨上下班就来回“跑堂”。一九九二年七月,女儿要出生了。七月的天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下班出门时还是烈日当头,结果走到半路就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淋成了木鸡。这时的路还是那条泥泞路,只得硬着头皮推着走。那天我穿着一双布鞋,黑黏土好像多热情似的,舍不得让你走,脚底板酸疼难忍。自行车推一圈,泥就沾满了车胎,进而塞满车子的盖瓦,只得路边找根木棍剜掉,剜掉泥巴,前推几步,又被粘满,再剜再走,如此反复,看到大片水洼,就把车子支到水里,摇动车轮洗刷一下。实在推不动了,扛起车子走一段,左肩换右肩,右肩挪左肩,后座架的一根绳子也用上了,绳子充当背带挂在脖子上,人立在车梁中,两手抓稳车架,如同轿夫,脚上的鞋子甩掉了,满身的汗水雨水和泥点子,当时如果立此存照,说不定今人看了会夸赞一番:演技太真实了。回家的路如此漫长艰难,至今回想起来,还总觉得对不起妻子女儿,关键时候未能出现在她们跟前。

一九九八年,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妻女随我来县城居住。恰好国家鼓励机关工作人员轮岗办实体,我就报了名,弃笔经商,租房开了家文印社。平时忙生计,回老家看望父母一般选择到周末。有一天,村支书给我打电话,说村里联合五李几个村要修公路,希望我们在外的老乡赞助赞助。要想富先修路嘛,我当即表示同意捐了款,名字也刻到了功德碑上。

路修好了,我买了辆轻骑摩托车,回家返城驰骋在平坦的柏油路上,好不得意。2006年国家实施村村通公路工程,这条公路又得到了拓宽加固,和各个村的路贯通。农村路网完善了,村子里好多家庭买了轿车。

如今,我在县城买了楼房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女儿也已结婚,小两口每人一台车,闲暇时间回老家,谁有空谁就开车送我们,有时他们忙,我就滴滴打车。那天回家,忽然听到车载电台里播放《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歌:

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在春天的故乡。融融春风吹亮新天新地,绵绵春雨飘送如意吉祥。

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在梦幻的故乡。袅袅炊烟绘出山水图画,朵朵彩云编织田园风光。

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在心灵的故乡。声声牧歌轻唱快乐生活,张张笑脸洒满幸福阳光。

走在回家的路上,享受生命的快乐;走在回家的路上,聆听自然的歌唱。

伴着优美的歌声,不知不觉间,家已出现在眼前。柏油路拉近了回家的距离,幸福的路在脚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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