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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变更执行中被害人参与问题探讨论文

理论文章 相关范文 编辑:清漓 发布时间:2018-3-13

刑罚变更执行中被害人参与问题探讨论文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日渐兴起,被害人权利公权力保护逐渐得到加强。中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也将被害人纳入诉讼主体,明确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并赋予其一定的诉讼权利。但是,我国刑事司法运作中偏重国家职权、忽视被害人的现象一直存在。尤其是在刑罚变更执行中,被害人[1]无法实质性参与刑法变更执行中,这一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缺陷,对作为法益损害承担者的被害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刑罚执行目的的实现,需要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充分重视。

一、当前刑罚变更执行中的被害人参与

(一)被害人参与刑法变更执行的诉求现实存在

毫无疑问,被害人既期望公正的判决,也期望判决公正的被执行。而且被害人与罪犯之间的矛盾并不必然会通过判决的确定、罪犯的服刑而得到彻底解决。相反,因为复仇情绪或者犯罪所致损失尚未得到弥补,被害人对罪犯的仇恨和不满很可能延续。因此,被害人在刑罚执行阶段仍有强烈的诉求愿望,特别是在刑罚变更执行环节。被害人在刑罚变更执环节提出诉求主要是两种情况,一是判决生效之后,被害人仍对罪犯怀有报应心理或者求偿心理,但因为刑罚的执行具有排他性,被害人只能抓住刑罚变更执行这个环节表达其诉求;另一种情况是被害人接受罪犯判决结果,但认为刑法变更执行是对原判决的更改,或者认为刑罚变更执行中可能存在问题,故而反对对罪犯予以减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从目前情况来看,被害人对刑罚变更执行多数持否定态度,提出的基本是反对意见,理由不一而足,主要有罪犯不符合刑罚变更执行的条件,如暂予监外执行存在病情造假、罪犯没有退赃退赔或者没有履行民事赔偿责任、罪犯罪行深重不应当减刑、假释等等。

(二)被害人实际参与刑罚变更执行程度低、效果不理想

尽管被害人有参与刑罚变更执行的现实诉求,但是真正参与到刑法变更执行中的被害人只是极少数。大量的被害人或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对刑罚变更执行提出意见,或是怀疑自己的意见能否得到有关部门采纳,或是不知道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的相关信息等种种原因,而没有参与到刑罚变更执行中去,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没有参与的“黑数”。

被害人在刑法变更执行中有表达意见的机会时,实际参与的程度低,且效果也不理想。被害人可以参与发表自己意见比较明确的规定目前主要是审前社会调查,其他途径几乎没有。即便是假释前置的审前社会调查这一制度,在现实中也没有真正发挥其功效。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审前社会调查时按规定应当征求被害人的意见,但是实践中司法行政机关并不重视被害人意见的征询,大量外地的、或者一时难以联系上的被害人被略过,其他的大多也只是走个形式,并没有充分、准确的反映被害人的意愿与要求。更重要的是,法院对被害人的意见是否采纳、如何采纳也没有强制性的规定,仅仅是作为参考,也让被害人参与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当前刑罚变更执行中被害人参与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被害人参与刑法变更执行缺少法律支持与制度保障

首先,被害人在刑罚变更执行中参与的地位得不到承认。尽管被害人是刑事诉讼法中的当事人,但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被害人并不是刑罚变更执行中的独立主体,参与到刑罚变更执行程序中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对被害人的参与权也仅仅作为公民的一般民主权利即群众监督权来对待[2]。法律规定减刑、假释主要考虑罪犯服刑期间表现等因素,而暂予监外执行主要是考虑身体健康等因素,并没有强制要求需要考虑被害人的意见。也就是说,在刑罚变更执行的基本法律制度设计中,被害人是被排除在外的。

其次,被害人对刑罚变更执行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实践中最关键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被追诉者最核心的诉讼权利是辩护权,那么在由国家垄断追诉犯罪的现代社会中,被害人最核心的诉讼权利是知情权。”[3]以判决后送达判决书为分水岭,法律对被害人知情权的保障在执行阶段大幅滑坡,被害人甚至无从得知生效的刑事判决是否付诸执行、执行场所与方式等基本信息,更不必说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的相关信息了。

诚然,随着司法信息公开方面的进步,刑罚变更执行的相关信息越来越多的会在网上等媒介进行公示、公开[4]。但问题在于,被害人仍缺少直接获知信息的途径,网络的公开不具有定向性,能够通过此种渠道了解信息的被害人只是极少数[5],绝大多数的被害人也不可能在网络上时刻关注获取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的信息。

最后,在刑罚变更执行的具体程序中,被害人参与的空间极其有限。除了假释前置的审前社会调查会征求被害人意见之外,理论上在减刑、假释审理中,被害人可以在减刑、假释案件公示期间主动提出异议。另外,在减刑、假释中,罪犯退赃退赔以及民事赔偿责任等财产性义务的履行情况是评判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的依据之一,这通常也会涉及到具体的被害人。除此之外,整个刑罚变更执行中似乎已经找不到被害人的踪影,给被害人表达诉求的空间极为有限。

而被害人参与刑罚变更执行程序的理论可能,在实际中也困难重重。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中,明确规定包括“公示期间收到不同意见”在内的六类案件应当开庭审理,同时法院可以根据需要,通知除检察院、执行机关以及罪犯以外的其他人员参加庭审。也就是说,如果被害人能够及时获取减刑、假释案件信息,在公示期间提出异议,意味着被害人有参与减刑、假释的庭审程序可能性。但在该规定的庭审程序中,仅有法庭对影响减刑、假释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的程序,其他人员尚无在庭审中发表意见的权利。所以,被害人仍然存在提出意见的时间节点受限、由法院决定是否能参与庭审、庭审中无法发表意见等诸多问题。

(二)在刑罚变更执行中吸收被害人意见的两难困境

第一是刑罚变更执行的规范性和被害人意见的非规范性的矛盾。刑罚变更执行的规范性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明确的有规可循上,另外减刑、假释主要以计分进行量化考核,暂予监外执行以重大疾病范围或者身体情况为界限,都属于有“章”可循,对刑罚变更执行的提请和判断都体现了相当程度的规范性。而被害人意见则是基于自身特点提出的非规范化的诉讼请求,首先,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情绪可能反复变化,其意见超乎有关机关及罪犯想象与控制,令有关机关和罪犯无所适从;其次,被害人意见是诸多诉求和情绪的集合,部分要求未必合理,某些个人情绪尤其是复仇情绪并非有关机关决定对罪犯进行减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考量因素;最后,在缺少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如何将被害人的意见令人信服的转化到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程序和结果中去,并得到被害人及罪犯共同的认可,是有关机关采纳被害人意见面临的棘手难题。

第二是被害人利益与罪犯利益的矛盾。当前对减刑、假释等刑罚变更执行的性质问题,存在“奖励说”、“权利说”、“刑事政策说”等不同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刑罚变更执行为罪犯谋取到了切实的利益,争取减刑、假释也是大部分罪犯服刑改造的基本动力。倘使在刑法变更执行中过于重视被害人的意见,因被害人报应心理的轻重影响罪犯刑法变更执行的结果,对改造表现良好的罪犯可能是一种打击,可能造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不公平,也容易导致刑罚变更执行的僵化,使通过刑罚变更执行促进罪犯改造的目的也难以实现。这就要求有关机关在被害人利益与罪犯利益之间努力保持一种平衡。

第三是效率与公正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刑罚变更执行更侧重于效率,一方面刑法变更执行本身就节约了大量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其行政化的运作方式等制度设计,也是在当初各方面条件都十分薄弱的情况下, 更多考虑了经济性和效率性,这是在历史发展中的现实选择。但随着社会经济尤其是法治理念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公正与效率的并重,在刑罚变更执行中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是大势所趋,而且从公平角度讲,势必也应当保障罪犯在刑罚变更执行中相应的权利,同时引入更多的监督制约机制,这必然会对原有的刑法变更执行模式造成冲击。如何在刑罚变更执行环节维护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体现公正公开的同时,尽量控制司法成本的提高和避免司法效率的降低,是有关机关应当慎重考虑研究的问题。

三、对解决刑罚变更执行中被害人参与存在问题的制度建议

(一)强化被害人在刑罚变更执行中知情权、参与权的制度保障

知情权是被害人参与刑罚变更执行最重要的基础,为了保证被害人能够及时获取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的信息,保障被害人知情并参与的权利,应当参照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以及审判环节,由相应机关将刑罚变更执行的提请信息和裁定、决定结果告知被害人。除知情权之外,为了让被害人能够在刑罚变更执行中真正有所作为,还应当适当配置被害人参与刑罚变更执行的权利,如向法庭提交被害人意见、参加庭审发表意见、委托诉讼代理人等,对刑罚变更执行的程序或者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等等。而且针对难以及时联络到被害人的情况,有学者认为,在犯罪人被关押期间,应当赋予被害人就其案件表达感受和意见的机会[6]。也就是说,有关机关可以提前征求被害人对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的意见,而且只要认为被害人已经充分表达其意见,裁定和决定机关无需在每次刑罚变更执行时重复征求被害人意见。最后,上述被害人参与权,应当注意与罪犯在刑法变更执行中的参与权进行衡平。

(二)推动刑罚变更执行由行政审批式审查向诉讼程序化审查转变

从性质上看,相比刑罚的具体执行,刑罚变更执行明显具有更多的司法属性,而在运作模式上,罪犯减刑、假释基本采用书面审查的形式,而暂予监外执行则是由有权机关决定或者批准,作为当事人的罪犯和被害人缺少参与权与救济权,刑法变更执行的行政化特征尤为突出。但是,刑罚变更执行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一环,事关罪犯和被害人的基本权益、刑罚目的的实现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且鉴于目前刑罚变更执行模式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对刑罚变更执行进行司法化的控制,建立多方参与、公开论证、相互制约的司法化的运作模式应当是有关机关努力的方向。被害人参与机制的真正落实还需要依靠公开审理制度的确立,以公开透明的审理程序来确保案件的公平公正,这是载体和前提的问题[7]。在减刑、假释案件中,应当加强被害人在减刑、假释审理中的参与,尤其是发挥被害人在庭审中的作用;而对暂予监外执行,同样可以采用听证这种更加灵活又具有准司法性质的程序,听取论证被害人以及各方的意见。

(三)探索对被害人的救助和预防保护机制

针对被害人参与到刑罚变更执行中的不同诉求和不同情况,因时因地制宜,以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为出发点,解决被害人面临的实际问题。对生活困难,因为罪犯无力赔偿而对刑罚变更执行提出意见的被害人,符合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条件的,可以在刑事执行阶段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从根本上化解被害人与罪犯的矛盾纠纷。对被害人担心罪犯刑罚变更执行之后可能会对其正常生活造成影响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在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裁定和决定中附加禁止令,禁止罪犯在刑罚变更执行回归社会一段时间内骚扰、接触被害人,违反者撤销原刑罚变更执行裁定或决定。通过加强对被害人的预防保护,兼顾罪犯与被害人的利益,保证刑罚变更执行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四、推进被害人刑罚变更执行参与的现实路径

(一)构筑被害人意见陈述的合理框架

面对被害人因情况会对刑罚变更执行提出不同意见的复杂情况,应当以相关法律规定为准则,构筑被害人意见陈述的合理框架,引导被害人围绕刑罚变更执行考虑的法律因素发表意见,提高被害人意见的针对性和可取性。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罪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刑罚变更执行的实体和程序条件,如减刑、假释是否符合期限,保外就医是否符合医学证明标准等;二是罪犯对被害人是否退赃退赔以及履行民事赔偿,对罪犯具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财产性义务的,还应提供相应的证据或线索;三是被害人是否对罪犯表示谅解,并阐述相应的理由;四是对假释的罪犯,被害人还可以阐述犯罪对其造成的后果,或者其担心的罪犯假释后可能对其生活造成的影响;五是其他与罪犯刑罚变更执行有关的事项意见。

(二)鼓励刑事执行阶段罪犯与被害人和解

从恢复性司法理念出发,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减刑假释等刑法变更执行是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重要环节。但犯罪不仅是对公共秩序或社会利益的侵犯,而是实在地对被害人利益造成了重大影响,刑罚变更执行不应只注重于加害人的恢复,还应同样甚至更加注重被害人的恢复。被害人对罪犯的刑罚变更执行提出异议,往往是出于对罪犯的报应心理或者因犯罪受损的求偿心理,这说明在经过司法审判程序之后,被害人与罪犯之间的矛盾尚未完全化解。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是推动罪犯与被害人达成和解,注重发挥律师、罪犯亲属在和解中的积极作用,通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获得被害人的谅解,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化解罪犯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达到兼顾加害恢复和被害恢复双重目的。

为鼓励罪犯在刑事执行阶段主动与被害人和解,对积极与被害人和解的罪犯在减刑、假释上可以予以一定的从宽。目前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明确规定对积极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罪犯可以在减刑、假释时予以从宽掌握[8]。但从和解的实质来看,除了执行财产刑如退赃退赔等以及履行民事赔偿义务之外,对通过赔礼道歉等其他形式真诚悔罪得到被害人谅解的,也应当予以认可,在减刑、假释中予以适当从宽。

(三)加强检察监督,保护被害人合法权利

法律监督作为检察机关的主责主业,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是检察监督的重要一部分,但目前也存在被动监督、滞后监督、形式化监督等问题。而被害人由于其与罪犯利益的异质性,对刑罚变更执行个案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更为敏感,是自发的监督者,尤其是对部分尚未履行财产性义务的罪犯,被害人对其是否具有履行能力往往有更主动的认识,但当前被害人参与刑罚变更执行途径受限、手段乏力。因此,在被害人直接参与刑罚变更执行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当重视被害人对罪犯刑罚变更执行的诉求,主动引导被害人关注罪犯财产刑履行能力问题,理性分析被害人意见,将其中的合理部分纳入检察意见,重点加强对罪犯财产性义务执行的监督,使被害人的合理意见能够在刑罚变更执行的程序和结果中得到反映,这既是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也是检察机关加强对刑罚变更执行监督的重要方式。

综上,刑罚变更执行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害人参与是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是绿色司法的基本要求。立法和司法机关应当为被害人参与刑罚变更执行创造条件,重点保障被害人在刑罚变更执行中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妥当考虑被害人的意见与利益,同时强化刑法变更执行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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